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茫然地在火车站里坐了好久，头顶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条目后面，是2002年11月9日。
刚才在洗手间狠狠甩了自己两个巴掌，脸颊火辣辣的痛感还存在，明确提醒我这是十一年前的秋天。
今年我才二十七岁，刚从西部支教回来。
还没有收养池迁。
从南川火车站出来，外头阳光浓烈，我仰头深深呼吸了一口气。
这时候他应该才九岁吧？九岁的池迁会在哪里呢？
一辆私家车开到我面前，一个脸圆圆的女司机把车窗摇下来：“帅哥，去哪里？”我摇摇头，她伸出手往出租车等候处一指，那里正大排长龙，说：“上我的车吧，比打车便宜，又不用等。”
重生带来的震动让我迷惘，我其实还没有想好要去的地方，眼睛无意瞥见挡风玻璃前夹着一张照片，是个男孩，有些羞涩地冲着镜头在笑。于是我想起了立秋打给我的最后一个电话，稀里糊涂就上了车。
女司机一边发动车子，一边问我：“去哪里？”
我极力回想了一下，立秋说的不知是照水村还是道水村，我有点拿捏不准，于是问司机：“南川下面有没有个叫照水村的地方？”
女司机想了想，说：“有的。”
那应该就是那里，我点头：“那就去照水村。”
车子很旧了，大概是二手车，应该是收音机的地方变成一个洞，几张光盘堆在里头，女司机在里面掏了掏，挑了一张，是王菲的《红豆》，不知是盗版还是听了很多年，音质很差，女司机把着方向盘，跟着沙沙的歌哼着声。
我指着照片：“那是你儿子？”
她往那边瞟了一眼，圆圆的脸上露出笑来：“是啊，读六年级了，小猴子一样，上窜下跳，根本管不动......”
车子开出南川镇，窄小的公路一边是山，一边是一阶上一阶的梯田，一块块种满了水稻，嫩嫩的绿色，在风中微微动摇。我望着窗外说：“我也有个儿子。”
女司机从后视镜里吃惊地看我：“哎呀，你这么年轻就结婚生子啦？”
我一笑：“我都快三十了。”
她显得更吃惊了，连连说：“看不出，看不出，真是看不出，我这么看顶多就二十。”
做生意的人说话就是夸张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，伸手把玻璃摇下来，一股清凉的空气夹了点尘土味扑进来，我吹着风，深浅不一的绿色从眼前飞快掠过，心渐渐宁静下来。
当年，立秋在电话里的哀求一直是我心头抹不去的刺，刺在最疼的地方。
“我能想到的人只有你了。”那天，她从监狱里给我打电话，那时我人不在南川，已经前往西部一个穷旮旯教书，她找了很多人，没人肯帮她，后来她又问了好多人，才问到我的电话。
说完那句话后她开始哭：“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，可我真是没办法了，如果连你也不帮我，那孩子可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的孩子可怎么办呢？”
她在1996年嫁给我，那时我大学刚毕业，分配在南川一中教语文。
我跟她是十年的同学，初中，高中，大学四年。她是我除了父母感到最亲的人，我们在一起从没吵过架，所以到离婚那天我才知道她从不爱我，她跟我在一起只是赌气，为了气另一个男人，不惜拿一生来开玩笑。
她现在的模样我有点记不清了，大概是总被浓妆覆盖的缘故。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十七八岁的样子，眼下一粒泪痣，笑起来眉眼一弯，温暖得不得了。那时她抱着一摞模拟考卷用肩膀撞开教室门，阳光趴在她束成一把的黑发上，长马尾随着她的步子一晃一晃，于是阳光也是一晃一晃的。
离婚后我才知道我短短半年的婚姻和近十年的爱情都是一场笑话。
她十八岁肚子刚刚大起来的时候休的学，不肯打掉孩子，躲在乡下姥姥家，最后为那个男人生下一个儿子，刚生下来就被她妈妈送走了，送给一个没小孩的亲戚抚养，而那时她刚成为我的女朋友，用来搪塞我的理由是生病。
她突然消失，我联系不上她，92年的南川连公交车都没有普及，我一个人在大冬天骑了三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她家找她，她妈妈拦住门，不许我见她，也不告诉我她在哪里。
回到学校后她的情绪很差，怎么逗都不笑，也不吭声。我小心翼翼地陪着她，没敢多问，我从来没往未婚先孕那方面想过，从来没有。
后来是平淡如水的交往，结婚，半年后，她抱着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跪在我面前，求我原谅她，让我放她走。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池迁，他静静地靠在妈妈怀里，低着头，垂着眸子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，那是一种任人摆布的麻木淡漠。我没想到会从一个孩子脸上看到这种表情。
他长得和立秋很像，下巴有点尖，雪白的脸，眼下点着一颗泪痣。
可我不敢看他，因为他同时也很像那个发誓要给立秋幸福、将她从我身边夺走的男人。
或许这就是池迁说我不爱他的原因，我总是克制和他眼神接触，或许自己内心是慌乱的，可在九岁的孩子眼里，不是排斥是什么呢？
面对立秋的哀求，我胸膛里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咬，一口一片血肉，疼得我眼前一片模糊，我怕我在立秋面前落下泪来，那样我连最后的自尊和倔强都没有了。
我最终如她所愿，放她自由，然后我收拾了点东西，像个丧家之犬一般逃离了南川。
立秋和那个男人结婚了，婚后不到三个月，那些泡沫一样的幸福誓言破碎了，那个曾在她耳边说着甜言蜜语的男人开始打她，有时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有时是因为在外面受了气，有时只是单纯不痛快而已。
最严重的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男人从厨房里抄了把剁排骨的菜刀，揪着立秋的头发就往厕所拖，立秋吓得开始挣扎，那把刀就架在她脖子上，差不多只有一厘米的地方。
七岁的池迁放学回来，听见妈妈的哭叫声，就跑过去，用书包打他爸爸，用自己的头和身体撞开他。那个男人早已急红了眼，举着刀就往孩子去，立秋从三角架子上抓了一把剃刀，一下扎进男人的脖子里。
她被判了无期，连她妈妈都不肯谈起她，她走投无路，在监狱里哭着求我照顾她的儿子：“阿俨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那孩子还那么小，我求求你，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......”
就算是现在回想起来都还眼睛发酸，说不出拒绝的话来，虽然我那点工资养活自己都够呛。
那时我说我现在回不去，但我可以寄钱给他。
“他在照水村，我姥姥帮忙养他......”立秋来不及说得更详细了，她旁边的狱警在催她，时间到了。
后来我只有托朋友卫衡去打听，费了许多周章，才找到孩子的地址，本想让卫衡将他带到我父母家暂时安顿，可卫衡对我说，那孩子不肯，想陪在老人身边。
得到这个答案，我没有再多勉强，只是每月托寄钱给他们，想着支教结束再去接他。
在支教第二年年初，卫衡打电话和我说，立秋在狱中自杀了，她把牙刷的另一头磨得像刀子一样尖，用那东西结束了二十六岁的生命。听和她住在同一间牢房的女囚说，她整夜整夜不敢睡，一睡就会梦见那个杀人的夜晚，然后又尖叫着吓醒。
我那时握着电话站在望不到尽头的麦田里，同批次来支教的老师拨开金澄澄的麦穗来找我：“陈俨，陈俨，你在哪？”我一转头看到他，他被我满脸的泪水吓得手足无措。
我无法形容我的感觉，我猜我只是难过，因为我想到，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。
我曾和她校园操场后边的小树林里亲吻，我闭着眼，她睁着眼，长长的睫毛在我眼皮上微微颤抖。晚自习下课，夹在涌出的人流里慢慢走，肩膀撞着肩膀，手臂摩擦，然后我抓住了她的手，她没有甩开我，也没有回握我。手心慢慢沁出汗，那带着潮湿的温度我至今还记得是什么样的。
再也见不到了，那个我爱了十多年，却没爱过我的女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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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生一回，想起这些倒没有曾经的悲痛了，那之后过了如此漫长的时光，即使和池迁的关系莫名僵硬，却也不能否认，有他在身边，我的伤口才能愈合。
反而临死前池迁说的那些话，想起来都会悲伤到心悸。
我曾经那样辜负过他，这辈子，我想好好爱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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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概下午三点，我下了车，走在布满砂砾的黄土路上，运送煤矿和石头的大卡车在我身边呼啸而过，扬起一阵沙尘暴一样的尘埃，我退到路边的杂货铺门口躲着，有两个老头坐在石墩上抽烟。
我从口袋里掏出烟，抖出一根递给他：“阿公，你晓得张定富家在哪不？从这要怎么走？”
张定富是立秋姥爷的名字，早早就过世了，但以前的女人嫁了人，名字大多都被忘了，别人叫她们就叫谁谁谁家的，因此我就算想找的是活人，也只能问一个死人的名字，不然就别想找到。
上辈子，我没有亲自去接他，我先回了父母家，过了好久才想起他的事，然后仓促地托卫衡找人去接他，后来也没有问过他，所以直到现在，我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
其中一个老头用浑浊的眼睛看我，站起来，把烟夹在耳后：“说不清，我带你去。”
我跟着他在房屋和房屋之间的窄小的间隔里转悠，上上下下，最后停在一间倒了半拉墙的院门前，门都少了半边，贴在两边的春联破烂不堪，碎裂的红色被风掀得哗哗响。
这种地方哪里能住人，我往里探头，院子里荒草蔓烟，破瓦满地，几只鸟被我惊得扑腾着翅膀飞到没了瓦的屋顶上，歪着脑袋打量我们这两个入侵者。
我回头对老头说：“你是不是弄错了？”
“没错啊，”老头吧唧着嘴说，“张定富婆娘没了之前一直都住这儿呢，出殡那天我还来抬棺呢。”
我一惊：“张阿婆没了？”
“早没了，早半年就没了。”
半年前？！
我忙再问：“那一直在她家的小孩呢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老头摇头，“那小鬼很久没见过了。”
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。